作家王宗仁：一生就做这一件事
王宗仁，1939年生，陕西宝鸡扶风人，笔名柳山。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国家一级作家。出版作品集40余部，曾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、全国第一届优秀报告文学奖、全国第四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、中国图书奖、解放军图书奖等20多项文学奖，并且连续五届荣获总后勤部军事文学奖。
青藏高原冰川风光。（资料图片）
我写过很多高原军人的故事，我从他们身上获得了精神的力量
记者：59年的军旅生活，特别是7年的青藏高原生活，对您的人生有怎样的影响？
王宗仁：越到后来，我越是珍惜在青藏高原那7年的生活，用刻骨铭心来描述它也许不过分。因为刻骨，所以才心痛；因为心痛，才永生不忘。
一个汽车兵，18岁的小青年，驾驶着一台二战后从德国淘汰下来的破旧柴油车，路况很差，常年覆盖着冰雪，我总是挂着低挡提心吊胆地驾驶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时间长得难以形容，日子枯燥无味。碰上车子抛锚，在雪山或戈壁上一待就要三五天，日出日落遇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。那时，我想得最多的是：什么时候才能离开高原？
后来我找到了排遣寂寞的方法：看书。我的驾驶室的靠背箱里装满了书，它们寄托着一个年轻士兵排的希望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拿起笔，在一摞加油卡片上写完我的第一个高原故事时，我才意识到，寂寞的并不是日子而是人的心，心是满的，日子也就充实了。
我举一个例子，就足以想象我们那时候的付出：昆仑山下的烈士墓地掩埋了800多名高原军人的遗骨，都是我们部队在这几十年里献出生命的战友，其中就有和我一起入伍的同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每个人都在奋力挣扎，一是要完成肩负的任务，二是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，也就是说在寻找自己。但是，无论多艰险，哪怕不确定明天是否还能活着，也要在这一刻选好自己生存的位置，更何况我们是有理想的人。
7年的高原经历是我人生的底色，一辈子我都在这个底色上做人、写作。
卡车在青藏公路穿行。（资料图片）
记者：是什么促使您开始写作的？
王宗仁：我的文学梦是在故乡的黄土地上孕育的，在青藏高原的冰天雪地里点燃的。在青藏高原7年，我学会了写作。
我没想到的是，文学的确让我离开了高原，离开了那条我常年往返的公路，但是我的心却永远离不开，那条公路让我此后一年年地牵肠挂肚。我想，如果没有文学，我人离开高原，心也就会随之离开了。
几十年来，从渴望离开高原到一次次地重返高原，我的思想感情走过了漫长的历程。我真正将自己的命运与青藏高原交融在一起，是在1990年的夏天，那个夏天我在长江源头的沱沱河兵站遇到这样一个人：他主动要求上高原工作，不久以后病痛缠身，但就是没人能劝他下高原。他的脸被数种高原病袭击得犹如死人一样苍白，他却出人意料地果断拒绝了我的采访。沱沱河兵站站长关茂福从此留在了我的心里，他的脸、他的神情、他站在高原上的瘦削身躯，让我一下子对青藏高原有了全新的认识，我的情感有了一种从山谷升腾到山巅的感觉。
我问自己：我能像他一样吗？我又问自己：又有谁能像他一样？
我对青藏高原有着难舍难分的感情，更确切地说，应该是我对青藏高原上的军人有着血脉相连的感情。这种感情浓厚得令我不得不提笔去写，我需要将每一次再上青藏线的感受倾吐出来。
沱沱河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南域唐古拉山镇，在可可西里山脉以南。（资料图片）
记者：您认为青藏高原蕴含着怎样的精神打动了您？
王宗仁：我写过很多高原军人的故事，我从他们身上获得了精神的力量，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屋脊。其中有一位最值得我尊敬，他叫慕生忠。
慕生忠将军是我在高原上勇往直前的榜样，也是许多青藏军人的楷模。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当时我们国家并没有计划修青藏公路，他步行进藏两次，觉得西藏没有公路是不行的。他主动请缨要修这条路，并打算把自己献身在青藏高原。他从北京周恩来、彭德怀那里领受了任务，之后他在大北照相馆照了一堆照片，送给他的战友、朋友，他说：“我这一次去可能见不到你们了，我把照片送给你们。”因为他做了这样的准备：此去不一定能活着回来。1954年那个时期，在青藏修路的困难可想而知。慕生忠将军只是带着一群从来没有搞过建筑的解放军战士，和从农村招来的工人，靠着骆驼，用手去修这条路。慕生忠将军后来回忆说：“那时修路，不分军民，不分职务，都得干活。18磅铁锤，每人一次抡80下，我也不例外。修桥时，干部和农民工一起跳进水里打桥桩。见面握手，谁的手上没有老茧和血泡就不是好干部……”这样的人不值得我们永远尊重、永远学习吗！
后来慕生忠将军的故事被我写进了长篇报告文学《青藏线》。我看过一个不是特别准确的统计材料，说青藏线每一公里路，下面的路基上都埋着我们一位先烈的遗骨，我觉得他们是用生命去实践作为军人的诺言。
记者：您在青藏高原坚持写作，是否有所收获？
王宗仁：在高原那么艰苦的地方，只要有时间，我每天都要写，把车保养完以后，晚上我会坐在驾驶室里面写。当时，如果没有很多无名的热心人支持，我不可能写出好东西，也不可能传播出去。我记得那天到了一个叫花石峡的兵站，晚上休息时我写了一篇小散文，叫《夜宿花石峡》，但是花石峡只有一个临时兵站，没有邮局。我把稿子写完以后，心比较急，那是在一次执行任务当中，总担心今天稿子发不出去，明天可能遇到一些意外，那就永远发不出去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跑到公路上，等去西宁或去兰州的车，想托司机捎上我的稿件。当时天气很冷，来往车辆很少，好不容易有一辆车停了，司机下来检查车，我让他帮我捎封信，司机一声不吭。我当时十八九岁，年轻气盛，有点生气了。我不好意思再问，但又不甘心，后来我悄悄拉开车门，把信封放在他的副驾驶座位上，说：“同志，你把这信帮我捎到山下哪个邮局给我发了吧。”然后我就走了。那天我心里一直很不安，后悔把稿子交到这个人手上，这篇稿子很可能是白写了，我连底稿都没留。过了将近一个月，执行任务回到驻地，我翻报纸时竟然发现稿子在《人民军队》上刊登了，我愣了好半天。马上想起了那位司机，自己竟然不知道他姓什么、叫什么、哪个单位的，感激之余我更多的是愧疚。后来，我写过一篇散文《师傅你在哪里》回忆这件事，我想，善良不一定写在脸上，而是在内心深处。虽然高原上的自然环境很严酷，但我却得到了很多温暖。
不会忘记我写《风雪中的火光》的过程，以及发表后给我带来的惊喜和激动。那是1959年隆冬，我驾驶的汽车在唐古拉山中抛锚。零下40度的气温，人挨冻受饿在其次，要命的是汽车很难抵御这奇寒。为了水箱不冻坏，我和助手脱下大衣撕成碎布棉絮蘸着柴油生火，给汽车送暖。篝火在唐古拉山这个滴水成冰的世界里，充其量只是沧海一粟，随时都会被狂风暴雪吞没。但是火光在我们的保护下，顽强地燃烧着。那是军人的使命在世界屋脊激荡！后来，在狭窄的驾驶室里，我写出了散文《风雪中的火光》：“……我们把温暖送给了汽车，让汽车去温暖苦难中的藏族同胞。”一个月后的一天早晨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摘要播发了这篇散文。那用兵衣点燃起火光的声音，通过电波，青藏线上的官兵听见了，全国人民听见了，我家乡的父老乡亲也听见了。父母知道我的处境后非常担心，母亲亲手缝制了一件棉袄寄给我，棉袄我一直舍不得穿。后来，我把它送给了穷苦藏民家的小孩，因为那天我看到孩子光着身子在雪地里走。
一个没有被昆仑山阳光晒过的作家，怎么可能写出昆仑日出的壮丽呢
记者：调到北京工作后，您为什么又一次次回到青藏高原？为什么钟情于那片“生命禁区”？
王宗仁：数十年后，当我重温在青藏高原那段艰苦岁月，竟然变得那么美好，那么深沉，像一盏从不熄灭的灯，仿佛从它放射的每一缕光亮里，都可以映出一个光芒四射的早晨来。这是因为我的回忆里有了今昔对比，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，我是带着自省、带着向往回忆我的青藏高原之路的。
我想告诉大家，特别是想告诉现在的年轻人，在年轻的时候，不要拒绝困难，不要害怕磨难，不要逃避危险。多吃一些苦，多走一些路，多经历一些，你这一生会过得非常丰富，非常幸福。
我坚信创作来源于生活。从生活到文学，需要灵性，需要升华。我从创作实践中认识到，这种灵性和升华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在开始创作时，是否处于感情的激动之中。有了激动就可以触发心底里积累的生活，就可以产生丰富的创作想象，就迫不及待地想动笔。文学创作离不开这种激情。一个永不失落生活激情的作家会葆有旺盛的创作生命力。我一次次地去青藏高原，就是为了留住这份激情。
记者：听说后来您上青藏高原只坐过一次飞机？
王宗仁：是的。其余都是乘火车到西宁后就坐汽车上线，一个兵站一个兵站地停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看。当然，这些年兵站少了，因为交通发达道路畅通了。只要踏上青藏线，有两个地方我必须留宿，哪怕只住一个晚上。这就是驻扎在昆仑山中西大滩的连队，还有长江源头的沱沱河兵站。或因严重缺氧，这两个地方官兵们那紫棠色的脸庞，在我的眼里是世界上最健美的肤色。我说不出太多的道理，每见到这里的战友们，就能够让我展开思想的翅膀，使我竭力让自己的文字从近处落到远方。我有多本“上线日记”，“看见了，想一想，记下来”，这是我的文学三字经。
“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”，但我要把后半句“耳听为虚”修正一下。道听途说来的那肯定是虚，但是在你置身于生活现场时，一定要倾听八方。这时听来的不仅可以验证你的“眼见”，还能提升“眼见”。这样的“耳听”就非常珍贵了。正是通过这样的走这样的看这样的听这样的记，我才对青藏高原这块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高地，有了自己身临其境的生命体验。有了这样的体验，我才把自己这个“小我”逐渐地融进了高原的“大我”，把“我”变成了“我们”。作家必须深化自身对时代对生活的感受力。在西大滩、长江源头这样可以喂养文学、可以产生美丽诗篇的地方，我在1990年前后，完成了“青藏风景线系列报告文学”，《青藏高原之脊》《死亡线上的生命里程》《女人，世界屋脊上新鲜的太阳》，分别发表在《当代》《十月》《长城》。我常这样想，一个没有被昆仑山阳光晒过的作家，怎么可能写出昆仑日出的壮丽呢？你只有把高原那些独到的深藏的风景看足看够，也许你才能成为别人眼中的一道风景。
记者：您的笔始终没有离开过军营，在采访和写作中，您对军人的理解有什么变化吗？
王宗仁：对于上世纪五十年代那一时间段的青藏高原军人生活，我是相当熟悉的，因为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。他们经历的事情，吃的苦受的罪，我都有亲身的体验。我作品中的人和事都鲜活地存在于我的生活里，写他们我可谓信手拈来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积累在我心中的这一段高原军人的生活，沉淀得越深，悟彻得越是明晰。现在每每想起高原汽车兵生活，我就情绪激昂，热血沸腾。
有青藏高原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，使我和内地人们的生活似乎断裂，也就逐渐成就了我对生活的独特认识和表达。离开高原到了北京，我虽然还经常重返高原，但是一次比一次产生了“隔”的陌生感。高原部队人员的成分发生了巨大变化，军校毕业的大学生越来越多。我和他们聊天有时候谈不到一起，我努力尝试想走入他们的内心。我明白，我们处的那个高原时代与他们今天所处的高原时代是相连的，但毕竟是两个不同时代。只有走进去了，找到必然规律，才可以相连。我始终认为作家仅仅靠采访，特别是走马观花的采访写作，是不会成功的。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，唯一的办法是全身心投入，长时间投入到生活第一线去。
连泥带土地写，要做挖土机，不做铲土机
记者：您认为自己的作品有何独特价值？
王宗仁：任何一个被读者认可的作家，他们毫无例外都是以其绝无仅有的存在意义，矗立在文学史上的。也许并不是文学之巅，但是他的存在总是“唯一”。有了独特的题材，又具备了独到的表达方式，把审美意识浸润到整个创作过程，在读者中就有了立足之地。我努力这样做，也许达不到多么高的高度，但会不断往“高峰”攀。
人的一生会遇到好多事要做，但是有一个原则不可违背：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。这就是说，要把你的满腔热情在最挚爱的事上点燃。一个人，一辈子认真做好一件事，足矣！到现在为止，我已创作了上百万字的作品，它们全部源于青藏高原。高原上每每发生的都是令我感动不已的故事，这是在城市生活中难得遇到的。写青藏高原，连泥带土地写，要做挖土机，不做铲土机。让笔下的人和事，既写来路，又写去向。
藏羚羊。（资料图片）
记者：《藏羚羊跪拜》因被选入小学课本广为流传，感动了无数人，您能谈谈创作背后的故事吗？
王宗仁：我当初没有料到这篇小文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，很多人都说因为我的这篇散文而掀起了一场保护藏羚羊的运动，我觉得应该有点关系，人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可可西里，投向藏北草原。应该说我确实是比较早地关注到了藏羚羊，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那段时期，我们开汽车在青藏公路上跑，藏羚羊跟着我们的车跑，青藏高原的人和动物相处得非常和谐，没有人想到要去伤害它。后来，有人发现藏羚羊身上的宝藏，便开始大规模屠杀。
这个故事也许可以说是传说，在我心里储存了大约年把时间才变成文字的。能不能写，怎么写，什么时候写，我一直在酝酿着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乘车去拉萨行驶到藏北一个小山坡下小憩，司机小马告诉我，此处就是那只藏羚羊跪拜的地方，那一刻，我突然有了按捺不住的写作欲望，到兵站后一气呵成。文章之所以被流传，我觉得它撞响了人们的敏感神经，它讲的不仅仅是保护野生动物，它讲的是人性，从更深层来挖掘人性的本质。
文中写到藏羚羊被老猎人枪杀后眼里涌出的两行泪，是我想象出来的，我不可能看到，但我断定必然会这样。直到今天，我每每讲起写这篇散文时，总会强调这两行眼泪，我自己也不由得要流泪。散文写作，仅真实还不够，还得有真情。真情是作者对真实的升华，是连着肋骨的感悟，是从联想中自然而然抒发的感情。
记者：您接下来还有创作计划吗？
王宗仁：目前我正在着手创作大型纪实《从黄河源头到黄河入海口》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她的源头在沱沱河，为此我应该会再次回到青藏高原。（本报记者 赵美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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